清风galaxy银河官网 | 邓颖超的两封信：一封“退款”、一封“赠款”
邓颖超与周恩来合照（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藏）
拒收礼金：清风峻节守廉洁
1940年11月20日，邓颖超给重庆豫丰纱厂总经理潘仰山写去了一封特殊的“退款”信。邓颖超为什么要写这封信？这封信为什么特殊？退还的是什么款？ 抗战时期，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共产党人战斗在国民党统治中心，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了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8年间，许多共产党人在重庆与家人经历了生离死别。其中，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与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均在重庆逝世。 1940年11月18日上午9时，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女士因病逝世。周恩来和邓颖超在重庆的部分亲朋好友，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群众杂志社以及重庆各界名流纷纷前往红岩村吊唁。重庆最大纱厂之一的豫丰纱厂总经理潘仰山，得知邓母不幸病逝，也按时俗送去了花圈、挽联、礼金。 19日上午，当邓颖超办完母亲的葬礼，处理善后工作时，发现了潘仰山赠送的礼金，遂于次日专门致信潘仰山，将礼金退还。信中写道： 《邓颖超写给潘仰山的信》（重庆市档案馆馆藏） 潘仰山曾是周恩来在南开中学时的同班同学，且与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关系密切，按习俗随赠礼金，虽是亲友间的正常交往，但作为共产党员，邓颖超始终严守党员纪律，绝不收受礼金。信中邓颖超先以“承赠奠仪，殊深感谢！”向潘仰山前来吊唁母亲，表示了感谢，另特别说明“除花圈挽联外，余均不敢领，故仍将原款奉还”，并以“千祈原谅为幸”，希望得到潘仰山谅解。书信虽短，却在字里行间展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忘初心、清正廉洁的高尚品格。 1940年12月26日，邓颖超、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头版发表《答谢启示》，向朋友、同志表达歉意与谢意，既坚守了共产党的廉洁纪律，又维护了朋友之间的情谊。 资助房东：温情脉脉系民心 1944年12月24日，邓颖超给曾家岩50号房东赵佩珊写去一封书信，并附奉了拾万元法币。她为什么给赵佩珊写信？又为什么要给她钱？在重庆上清寺，沿中山四路往东走到尽头，左侧有一幢旧式的两进院落，这就是抗日战争时期著名的曾家岩50号周公馆。此房原是赵佩珊的房产，后租予国民政府立法委员陈长蘅先生。 抗战时期，在国共合作的大局下，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秘密设立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公开的机构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1938年底，中共代表团到重庆后，由于办事处住房紧张，为方便工作，邓颖超便以周恩来私人名义从陈长蘅处转租了这幢房屋的主楼和三楼的全部以及二楼东边的三间房屋，对外称“周公馆”，实际上是南方局设在城内的办公处。 在这幢简朴的小楼里，南方局领导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王若飞、邓颖超等广泛接待中外各界人士，就国内国际重大问题同他们商谈，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壮大进步力量，争取国际同情和支持，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期间，南方局的同志们经常关心赵佩珊一家，因此赵佩珊夫妇一直都愿意把曾家岩50号租予办事处。1944年，由于国民党统治区民生凋敝，经济困乏，物价飞涨。房租几经调整，仍无法支撑赵佩珊一家的生活。同年冬，邓颖超得知后，便立即写信附款相助，并请陈长蘅转交赵佩珊，以解其燃眉。信中她这样写道： 邓颖超写给曾家岩50号房东赵佩珊的信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藏） 邓颖超不占群众分毫利益，并以个人名义附款补助房东，在危难之中主动相助，以实际行动严守群众纪律，诠释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邓颖超同志的两封书信，一封拒礼，一封赠款。一拒一赠之间，不收分外之财，不欠群众之情，尽显共产党人清正廉洁、心系人民的本色。
